郭华

   一位博士家的毛驴死了，就去市上另买一头。成交后，他要卖主写份券据，卖主不识字，便请他代写。半天过去了，博士写了三大张纸，尚未写好。正如围观者所言：“博士买驴，书券三张，未有驴字。”
   朱元璋最厌恶缛文繁词，面谕群臣写奏章时“许陈事实，不许繁文，若过者罪之”。刑部主事茹太素很有学问，只是喜作长文。洪武元年，他上了本一万七千余字的奏折，可直到一万六千五百字后，才接触正题，且语意艰涩，隐晦暗喻又多。朱大怒，痛打茹四十大板。
   这两则轶事，分别见于《颜氏家训》和《明史》，成为中国历史上对喜作长文空文者的经典笑谈。文风问题因何出现？不懂写作技巧，胡乱成篇者，有之；认为长才有分量、有水平，才能说明问题者，有之；无心正事，东拼西凑，敷衍糊弄者，有之；卖弄学问，显摆渊博，习而惯之者，亦有之……
   根治之方，古人也老早就开出了：
   其一，北齐时著名的教育家、文学家颜之推，特把博士买驴一事收入《颜氏家训·勉学》中，以此告诫弟子写文章要抓要领，明主旨，语句精炼。空话套话多，犹如美酒兑清水，必索然寡味。他的弟子拜师之日，便以此为作文要旨。至于颜本人的著作，当时就有“增之一字嫌长，删之一字则短”之誉。此说虽有夸大之嫌，却反映出他作文字斟句酌、精益求精的精神。因此，整顿文风应先从教育抓起，师者身体力行，学生耳濡目染，自然有个良好的基础。
   其二，四十大板过后，朱元璋对茹太素说：“爱卿所陈五事，五百字足矣。”于是叫人把可采纳的四件事抄下来，亲笔写了篇序言放在前面，颁发有司执行。还让中书省以此为鉴，规定了奏章的格式、字数。更绝的是，他还让茹用最俭省的文字把打板子之事写成折子上奏，这次茹仅用了不足百字。朱笑问：“打板子之前，爱卿当用多少言？”茹答：“至少千余言。”此后，再无人敢空话连篇了。为革新文风，朱还经常起草文稿作示范。他编写的《大诰武臣》等书，主题鲜明，言简意赅，很受后世推崇。一次，他命人为凤阳祖陵起草碑文，可结果全是些华美饰辞。他认为掩饰苦难家世，不利于教育子孙，就亲自实写，文章一出，举国传抄。吴晗先生著的《朱元璋传》里，就有他亲笔起草的诏书影印件。所以，整顿文风还需“下猛药”。屡教不改者，不妨“打打板子”，吃了苦头自然长记性。领导也不妨亲自动动笔，言传不如身教，“上行”才能“下效”。
   鲁迅先生说过：“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，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、句、段删去，毫不可惜。”为的就是精练简短。行内人都清楚，写文章是要讲究义理、考据、辞章的，在完美的艺术形式下，做到文约事丰、条理清晰、思想深刻，才称得上精品佳作，并不取决于文字的长短。这就要求写作者增加实践的历练和生活的积累，善于揣摩名人大家的写作技巧，还要勤写多练。如此，短文时代就该来临了！（作者系云南省丽江市委常委  宣传部长） 

来自：中国纪检监察报